有这样一个人，他30岁成为浙大最年轻正教授，一个人拥有几十项专利。职位是浙江大学副校长、博士研究生导师，是首批教育部长江计划特聘教授、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863”计划专家委员会专家、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国家核安全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
这级别的技术大牛，有没有亮瞎你的双眼？
有这样一个人，他以借来的20万起家，做成一个拥有4000多员工，产值超过30亿元，制定了国内自动化行业的第一个国际标准，在工业控制领域打破了西方垄断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占据了30%以上的市场份额的集团公司。
这水平的经营人才，是不是分分钟也要拜倒。
这两个人其实是一个人，他叫褚健。
他在浙江省湖州市看守所里，每天坐在幼儿园小朋友用的那种塑料板凳上弯着腰写“材料”呢。
1993年年初，褚健拿着浙江大学出具的一张20万元支票的第四联，去杭州市工商局注册成立了一家全民所有制公司。实际上，就连这张支票上的金额也是褚健自己想办法借来的，而并非浙大真正的注资。为了浙大成立的公司，他没有拿浙大一分钱。
他要做世界最先进的分布式控制系统（DCS），因为当时国内各领域所使用的工业控制系统都是欧美、日本等国制造的。政府从1985年起就投入巨资，组织多家科研机构集体攻关，历经10年，耗资上亿元，最终也无所作为。
褚健对于研发DCS控制系统的风险并非不知，但在衡量了这一项目的商业前景和对国家安全的重大意义后，他仍决定朝这个方向突破。他利用手里仅有的几本国外产品广告手册，决定以中国石化领域用得最多的日本横河电机公司DCS实时监控软件做为参照物。当时，他们无法知道横河是如何关联监控界面的，更无法知道实时监控界面是如何与控制站中各种硬件模块，以及与面向实际工业现场的实时数据进行关联的。但中控的开发人员仿照这些监控界面，再结合他们的经验和中国客户的实际需求，硬是开发出了第一版实时监控软件，再加上自主组装的硬件，制造出第一款DCS产品“JX—100”。
科技领域有一种说法叫作“得标准者得天下。”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谁就能掌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标准通常是由一个专利群来支撑，一旦成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企业就站在了整个行业的最上游，每年坐收巨额专利费。
2007年12月14日，由浙大中控领衔制定的工业通信网络标准EPA正式被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为国际标准。这意味着，国际工业自动化领域标准由国外垄断的现状被打破，中国企业也开始参与制定该领域的游戏规则。
褚健将一个没人愿做的企业做起来了，他也该得到点什么了。
2012年，中央巡视组开始在高校进行巡视试点，浙江大学被选为巡视单位。据反映，巡视组在浙江大学后听取副处级（包括系副主任）以上人员的意见时，被访谈者中有不少人讲述了一个相似的故事：褚健教授最近几年来，科研搞得很好，公司也办得很好，还当了人大代表和副校长，上升得很快。会不会把科研经费打到了他的公司，所以公司兴旺发达了？有褚健的同事评价说：“除了长寿是一件不可知的事情外，褚健已经得到了一切。”
2013年，褚健因为要扩大企业影响力，开始申请院士。这还了得，雪花似的匿名信飞到相关领导手中，信中不仅使用恶意诽谤和人身攻击的低劣措辞针对褚健本人，还编造不实之词污蔑中控科技集团；后来网上，报刊上还出现了“浙大抵制校长风波背后由浙大副校长操控”的虚假新闻。在院士答辩这天，褚健被逮捕。
检察机关认定为褚健实际所有的中控科技公司在受让中控技术公司股权之后的若干年内，中控技术公司做得越好，褚健“贪污”的金额就越大，罪就越重；如果中控技术公司搞不好，搞黄了，褚健就没罪。真可谓神逻辑。
可如今距离2015年2月褚健被提起公诉，该案已经被延期五次，至今尚未开庭。
而我们身边又有这样的一群人，面对问题时他们没有一点办法，百般推脱，怨天尤人。好不容易有人临危受命，推行改革的时候，这些人又牢骚满腹，从中作梗。人家呕心沥血，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挽回了局面。他们总会把各种各样的屎盆子扣到能人的头上。把能人搞下去，名利双收，幸福一生。他们嫌贫爱富，好逸恶劳，却经常成为最后的赢家。
十一年前，《东方企业家》专访褚健时，时年39岁的留日博士曾经意气风发提到过自己日本导师说过的一句话：“‘日本有今天，我们这代人做出了重大贡献。’”，并谈到，“希望在我50岁的时候，也可以说这句话。”现在，五十岁的他却身陷囹圄。失去褚健的中控，科研项目被迫中止，再次启动遥遥无期。核心员工看不到希望，纷纷离职。这不应该是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我们该看到的。
希望有一天我们才能让科学家安心搞创新，企业家安心搞经营，每个人都老老实实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愿祖国不要伤了为国奉献的人的心，只有为创业者创造自由的空间，让创新创业者拥有财富和尊严，我们的双创之路兴许才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