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高房价之殇
2015年上半年，为华为提供餐饮服务的餐饮公司营业额大幅下滑，就餐人数从13万多减少到10万多。政府人员在调研后印证了一个事实，华为留在深圳的人数正在减少。
两年之前，坐拥几个纳税大户，深圳从来没有担心过肥羊们会离开，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华为的许多员工都已经在深圳置地安家。深圳的房价已经冲到了3w，随随便便一套一居室就价值几百万。能在深圳购买房产的华为员工，多是经验或者能力表现突出的公司核心人才。华为一提搬家，这些人首先出来反对，只要他们不动，华为就动不了。
还是房价，2年时间，深圳的房价已经冲到了7w。这就直接导致了一个问题。除了任正非和他的顶级高管，几乎没有华为人能在深圳买得起房了。新生代的华为员工不肯为深圳的高房价买单。
恰好这时距离深圳不远的东莞伸出了橄榄枝，地多且便宜，跟深圳比简直是“白菜价”。华为去年在东莞拿下两块商住用地，建筑面积分别达20万平米和11万平米，其中一块地花了7个多亿，楼面价平均2000多元，在深圳，再加个零，也未必能拿到。
东莞正好地处广深之间，有大片农田，地租便宜，劳动力廉价，交通便利，天时、地利、人和都齐了。在过去的20多年里，大批港商来东莞投资办厂。东莞的服务业与配套设施也全面发展，完全承担得起华为这样的“大户人家”。
“世界的中心在哪里？会去低成本的地方。”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如此表态。
富士康的印度战略
这让我们联想到了同为巨头的富士康。
在富士康的规划中，它将在2020年，在印度国内兴建10家至12家生产工厂，并创造至少100万个就业机会。同样是撤离，同样是选择了低成本，为什么富士康能做到一刀两断，而华为却宁可背负相对较大的劳动成本，依然对中国不离不弃呢。
任正非的爱国情结
这时，任正非的军人出身让人不得不猜测其从小的爱国情结影响。任正非在与员工的座谈中不止一次的谈到，建设好华为为的就是中国的富强。我们不能简单把他的这些言论理解为喊口号，毕竟到了这个时代，官员都不会被要求在各种场合都要高喊口号。而任正非一次又一次的表明态度，其中的爱国情结，还是可见一斑的。
华为的以人为本
富士康是众所周知的制造业大厂，其主要关注的是性价比更高的交通，地价与劳动力价格。这些因素的特殊性并不强，因此也有很大的可替代性。印度能够提供更好的条件，富士康自然可以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而迁移。重复当年中国依靠政策与低廉劳动力优势抢占市场的模式，制造业永远在追逐着优质的硬件。反观华为，2015年华为以3898件连续第二年位居世界企业专利申请排名榜首，美国高通公司和中国的中兴通讯分别以2442件、2155件排名第二和第三。作为对比，去年华为共申请3442件，高通则为2409件。任正非曾说：要让大家愿意搞原创，必须要尊重知识产权，对知识权益要尊重和认可，不尊重知识产权，人们不愿也不敢从事原创性创新，而热衷于抄袭和模仿，要尊重知识产权就要付出知识产权成本，华为的国际化就是借船出海，以土地换和平。从近年来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巨大发展来看，知识密集型的企业特征让它在一开始便与富士康不同。一个个的专利背后，是一个个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研发团队，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因此，华为的核心竞争力是它的人才团队，这毋庸置疑。
人是知识的制造者，一个国家留住创新的最好方法不是政策与利好。留住人，才是根本的出路。
东莞的转型之路
华为原本的大本营在深圳，大多数都是中国员工，他们还是不愿意背井离乡。而东莞恰好处于制造业下滑与与去色情产业的转型期。对于华为这些“宝宝”，必然倍加关爱。东莞市长袁宝成在年度工作总结大会上，特意将纳税额过亿元的73家企业代表座位，排在了全市党政机关的前面。东莞年初就喜滋滋地对外宣布，2015年的企业纳税排行榜，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拿下主营业务收入和纳税两个第一。官方未公布具体数据，但估计营收已到千亿级别，纳税额在20亿元左右。（2014年，华为东莞的纳税额还在10名开外，只有2.4亿元。）相信随着华为的全面迁入，当地政府的扶植力度必然不会小。而且即使印度的政策再利好，中国的核心研发人员在当地也会面临各方面的问题。而一个科技公司，对于打造团队方面的成本考虑远远大于对于硬件的要求。东莞的困境与华为的困境使同病相怜的两方一拍即合，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